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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眼看社会》谈广播法制类节目存在的问题

来源:中国播音主持网 | 作者:王  键 | 发表时间:08年10月03日| 查看评论: [0]

  近几年,随着我国法制进程的推进,全国各地广播法制节目蓬勃发展,广播法制节目的整体水平已大有提高,但是繁荣的同时,广播法制类节目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节目法制含量不够、节目普遍模式化等,如果对这些问题不加以重视,必将制约广播法制节目的进一步发展。本文以广播法制节目《法眼看社会》为例,针对其存在的问题为整个广播法制类节目的改进提出了一些设想,如提高广播法制类节目从业人员的法律专业素质、节目形态创新等,以期使整个广播法制类节目的整体质量得以提升,更加充分的实现广播法制类节目的价值。
  在我国的法制进程向前推进过程中,各种媒体的法制专栏和法制节目在普法宣传方面都起到了巨大的或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是近几年广播电视法制节目的大量涌现和快速发展,使普通民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得到了很大提升,且审美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所以受众对广播法制节目的要求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这就迫使我们重新研究受众现在究竟要求什么样的法制节目。
  要想提高广播法制节目的质量,首先必须找出其存在的问题。广播法制节目发展到现在,无论从节目的内涵上、包装上、制作人员的素质上等都有了很大提升,但并不代表已经完美或没有问题。我们将以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的一档法制新闻专题节目《法眼看社会》为切入点来做探讨研究。
一、广播法制类节目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法制进程的推进,全国各地广播法制节目蓬勃发展,节目的整体质量已有很大提升,但同时,广播法制类节目暴露的问题也比较明显,主要表现在有些广播法制节目停滞不前不思进取、节目老套缺乏创新,甚至已经丧失了一些原则并带有了一定盲目性。
  《法眼看社会》节目制作宗旨和特点:以法律视角观察社会,以法律观点评价是非,以生动案例警示人生。力争以独家法律报道,真实记录当前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法眼看社会》密切跟踪大案要案,求新、求快,突出新闻性和时效性,追求案件的典型性和影响力。但是《法眼看社会》节目与其它广播法制类节目存在许多相同的问题或同一问题存在的程度不同:
(一)节目法制含量不够
  “法制节目的法制含量,是指创作人员通过节目传递给受众法律信息的有效成分的多少,这种多或少是由法律精神的信息量决定的。而法律精神的信息量不是法律知识的堆积,也不是法制故事的讲述,而是一种法制精神的延伸。” 目前我国法制节目已经达到繁荣的阶段,从数量到质量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法制含量的缺失依然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2007年初《法眼看社会》做了一期叫作《搜寻恶魔》的节目,整期节目惊险紧张贯穿始终,乍一听,情节扣人心弦很吸引人,可节目结束后细思量才发现只是故事讲的很精彩,可中间并没有透出多少法理,只在最后做了一点点评和警示,节目传递的有效信息和法制精神远远不够。
(二)一些采、编、播人员的法律专业素质较低
  广播法制类节目担负着传播法律知识、提供法律服务、为广大听众解决法律疑难的职责和任务,因此,要很好地实现这些职责和任务,采、编、播人员自己首先要学法懂法,如果法制观念淡薄,法律知识欠缺就有可能做的是法制节目,说的却是外行话。在广播法制节目中,频频出现一些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报道和提法,最典型和常见的是一些有罪推定的惯用语,如《法眼看社会》2006年的某期节目中由于某一记者因法律术语观念不强而说了“当场擒获罪犯两名,某人必将受到法律严惩”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话语,这种情况在主持或解说中表现尤为明显。再比如有些法制节目主持人将法人和法定代表混为一谈,将民事诉讼里的代理律师说成辩护人,称民事案件中的被告为被告人等语言不准确、不规范的现象,还有些主持人在做节目时和嘉宾专家们交流时,都不知他们所“云”,更不用说准确通俗的传达给听众了。甚至有些记者由于法律知识不足和意识不高而成了被告甚至捅出大篓子的。四川省发生过一起轰动全国的行政诉讼案,四川省技术监督局对夹金彩印厂万建华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查封该厂一批假冒商标及厂房和设备并给予罚款处理。夹江彩印厂不服,认为省技术监督局没有行政处罚的权力,以及越权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作为民告官本来就是新闻界关注的焦点,制假者状告打假者更令某些新闻记者兴奋不已。出于对制假者的义愤,一些报道提出了“恶人先告状”、“打假者怎能有错”、“咄咄怪事,打假者反上被告席”等等。某些记者法制观念淡薄,不适当的过分渲染打假者被告是怪事,对法院进行的行政审判提出种种指责,结果造成原本很简单的行政诉讼案件,连环官司不断,轰动全国。著名的行政法专家应松年教授将这案件列为行政法制宣传不当最典型的例子,这种宣传上的偏差,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具有相当的负面作用。[FS:PAGE]
(三)节目普遍模式化
  由于法制类节目的特殊性、严肃性非常强,所以在制作节目时,无论是广播还是电视法制节目都普遍的模式化,无论是中央台还是地方台,节目的设置流程等都带有极大的相似性,让人会感觉听哪个看哪个法制节目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毫无新意,《法眼看社会》节目同其它广播法制节目一样采用主持人播讲,中间穿插记者采访、专家点评和当事人及案件相关人员录音的形式播出。
  现在法制类节目尤其是广播法制类节目形式的确很难搞活,形式多样,因为它毕竟不像综艺、娱乐节目那样要求宽泛,它的束缚性很大,所以要改变模式化的现状要面临很大困难。
(四)节目宗旨偏移,过于迎合受众
1.不履行法制节目职责,夸大司法阴暗

  客观公正的报道和记录是有必要的,因为这正是媒体尤其是法制节目的任务和职责,那是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表现。但是,在传播学里有这样一个概念,叫作“媒体现实”。受众现在所处的世界是一个被媒体包围得世界,如果媒体每天报道得都是暴力犯罪、贪污腐败行政不作为等,久而久之,就会在受众心理层面上形成一个“负面社会”的形象,这与法制节目所承担的引导舆论得社会角色是不相符的。但有些个别媒体为了追求收听率和实现其自身的经济利益,在制作播出节目时过分夸大宣传司法的阴暗面等,这是明显的节目宗旨偏移、采制节目目的不纯,故意迎合听众的猎奇和对当今社会的法制不满的心理和情绪,是一种对听众意识思想的默认,与听众的心理形成了一种“共鸣”,最终来实现自己的私利。但这样必定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公证形象和法律权威,产生难以挽回的负面效应。
2.法制节目的低俗化
  “什么是低俗?按照字典上的解释,低俗就是低级趣味的、粗鄙的、不高尚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指出,传媒低俗化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众传媒市场化、娱乐化蓬勃兴起的变异现象。主要是指大众传媒在传播活动中放弃自身社会责任、片面迎合部分受众低级趣味和需要,如炒作明星绯闻、迎合猎奇心理、专重感官刺激、渲染色情暴力等不良倾向。”
  法制节目的低俗化主要表现在着重满足受众的原始需求,在题材中加入大量的猎奇,刻意强调与性、暴力、血腥等低俗内容相关的信息,详细描述犯罪过程,以此来刺激受众的低级欲望。正如英国社会心理学家玛罗理•沃伯的研究结论:“越不用花脑筋,越刺激的内容越容易为观众接受和欣赏”。对于广播节目来说亦是如此,因为这是通性。
  当然,造成法制节目低俗化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有市场经济利益的驱动、媒体间的竞争、从业人员素质低下等,要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这需要长时间的研究和探索。《法眼看社会》在这一问题上虽然没有比较明显的表现,但或多或少还是存在的,需要引起一些注意。
(五)新闻监督不力
  “新闻监督,就是通过新闻媒介来揭示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并促使其解决的一种舆论监督。” 新闻监督是媒介的天然职责,是媒介社会责任感的表现,更是法制节目须臾不离的宗旨。法制节目要注重对社会现实中公然违反法律和侵害人民利益的行为进行强有力的舆论监督,广播法制类节目更应该利用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来发挥好制约作用。这个新闻监督不仅是对普通民众而言,对行政和司法部门及官员也是一样,因为在当今社会中行政腐败、司法腐败现象也的确存在,广播法制节目可以说是一个维护社会正义和公平的重要力量。但由于种种现实条件和情况的约束,广播法制类节目(包括电视法制类节目)在制作播出时不能完全从案件本身的实际或法律本身出发,有时并不能做到真正的客观、公正,很多时候不是法制节目不想去实施舆论监督作用,而是法制节目在制作播出时有时确实有它的“难言之隐”,因为有时执法部门不愿或不允许整个案件太透明、太公开,这就使得广播法制节目的舆论监督不能完全的伸开手脚,发挥到它应有的作用。比如,《法眼看社会》经常接到听众的来电来信反映强占土地、国有资产流失等各方面的情况,有许多很有做节目的价值,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却不能实现。[FS:PAGE]
  当然,这一新闻监督作用要想充分发挥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与我国的国家制度、新闻制度等有着深层的联系,这要随着国家的整体发展进步来慢慢解决。
二、如何改进广播法制类节目
(一)提高广播法制类节目从业人员的法律专业素质
  “作为一个节目的专业记者,第一,他必须具备作为一个记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第二,他还要具备作为一个专业记者在专业方面的素质。” 这就要求我们的法制节目记者必须具备应有的法律知识,其他相关从业人员亦是如此。这些年,我国法制建设进程不断加快,新的法律法规也不断颁布和实行,作为一个记者、编辑和主持人要掌握全面的法律知识那是不现实的,但不断的努力积累和掌握法律法规,提升法律专业素质却是必须的。为了进一步提高广播法制节目的水平,增强它的规范性和专业性,只有高层次的专家教授做嘉宾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进一步提升整个法制节目采、编、播人员的整体法制素质,而一个很好的途径就是把他们送到法律院校进行再深造,这样,新闻和法律这两个门类的知识就会很好的在他们身上得到集中和应用,或者招收法律专业的对他们进行播音主持的培训,也会有同样的效果。这样便不会再出现一些不该出现的失误和错误,使广播法制节目的权威性和严谨性得到质的提升。随着整个社会法制进程的推进和广大受众法制意识和观念的提高,对广播法制节目从业人员的要求也必将进一步提高。
(二)进一步贴近群众,走进听众的生活
  对于任何性质的新闻媒介,受众的接触与选择,都是一切功能目标实现的首要前提,无论从哪方面讲,受众对于媒介的成败与生存都是至关重要的制约因素之一。 现在已经从“传者时代”过渡到了“受者时代”,受众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因此,媒介必须和受众“搞好”关系,主动地拉近与受众的距离,如果节目不去主动贴近他们,那让他们怎样能更多的感受和了解节目呢,节目又怎样能保住或扩大受众群呢?
  现在,广播法制类节目听众的参与性不够,节目与听众的交流远远不够。现在的节目与听众交流基本局限在热线电话、信件往复这一层面上。其实广播法制节目要想扩大影响求得更多地生存空间发挥更大作用,与听众有更多更深的交流,更加赢得听众的信任与喜欢,完全可以实施走出去战略,不要只在一个小小的播音间内通过电波来影响群众、与群众交流。那么怎么走出去呢?到哪儿呢?到企业里去、到社区去、到农村去、到外来务工人员中去。因为我们接听解答来电来信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与听众的交流总是隔着一定的距离,用走出去的方式打破这种距离屏障,与广大听众进行切身的交流,让广大听众能够真正感觉到广播法制节目带来的人文关怀,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广东东莞FM100.8点新闻综合频道联合市司法局等单位在黄江镇裕元工业区举行了“走进黄江——创建法制和谐家园”大型法律宣传活动,为广大外来务工人员解答法律难题,与他们进行细致的交流,受到了欢迎和好评,反响良好。广播法制节目真正介入到一些听众的生活工作中去帮助他们,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帮手,这样必将为节目本身带来很好的效益和回应。
(三)节目形态创新
  早期的法制节目是不需要在传播形态上狠下功夫,只要事实确凿、有一定法制含量,就会在受众中引起不小反响,然而时间流泻到今天,受众的审美水平已经随着媒介形态和节目模式的多样化变得专业而富含审视力,所以我们不仅要在内容题材上积极要求创新,在节目形态上也要创新。现在的法制节目不外乎几种:以案说法、庭审纪实、法律帮助等,这些样态固然操作简便、主题明确、经久不衰,但同时也存在着题材受限、后知后觉、难成规模的弊端,且生硬模式化,容易让受众产生审美疲劳,因此,不妨根据要普的法的特质,来重新考量其合适的形态。比如现在围绕普通百姓的法律纠纷多是财产、婚姻劳动关系等,很多涉案事件法律关系简单很难达到以案说法所需要的题材厚度,但却是公众广泛遇到并普遍关心的。针对此,大连电视台《法制天地》曾尝试制作了多期法制情景剧《家有佳法》,将一些贴近群众生活的财产、婚姻、邻里关系等小案件有机结合,围绕一个家庭以幽默室内剧的方式展开相关法律关系,将法律知识通过演员对白、喜剧情节巧妙的传达出去,节目一推出就获得十个点以上的收视率。同样,广播也可以有法制广播剧等,这样寓教于乐,听众就不会再感到法律的枯燥、难懂、难记,在欢乐和不知不觉中学习了法律,相信这种又实用又有娱乐性的广播法制节目必然会受到听众的推崇。[FS:PAGE]
  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传播学者拉斯韦尔曾提出了著名的“单向直线”传播模式,之后很多学者都意识到了这种模式的局限性,认为受众作为传播环节中重要的一环,不应该只是处于被动接受地位,大众媒介应从传统的传者研究转向受着研究,这一理论得到了大部分传播学家的认同。而当前我国的法制节目正是因循了这一方向,将受众始终摆在一个核心地位。但是正是这种“受众至上”的理念导致法制节目出现了分化,一种是故意迎合受众喜好,在故事性和娱乐化方面大做文章以最大限度提高收听收视率,从而获得好的经济收益。这使得大量法制节目单单在新奇、曲折和刺激上驻足徘徊,丧失了它应有的法制含量,也使得节目因一味的迎合而疲惫不堪。另一种则是一如既往的强调法制节目的指导性,未能很好的照顾好受众的审美期待。这样,前者在普法这一法制节目首当其冲的社会责任和存在价值上便大打折扣,而后者可能在收听率竞争和经济压力下也不会得到很好的运转。那么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如何消除这两种分歧,我们不妨从节目形态的创新入手,但是我们必须明确法制节目的任务,“法制节目的任务就是要透过法律的严峻表面,从人的笑泪悲喜切入,折射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困境,释放法律案件背后蕴藏的巨大人性能量,使其富有思想的精神和人文的魅力。” 其次,我们要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认真分析受众的审美需求。所以,一方面我们不排斥灵活的外在传播形式来吸引受众,比如在专题化的个案形式基本已经饱和、受众对这种同质化的故事重复已产生审美疲劳的情况下,富含人文含量、思想含量的系列化法制节目成为当前法制节目的出路所在。比如讲《继承法》可以分成“遗嘱公证”、“代书遗嘱”、“继子女继承”等等,每期节目只有一个主题,连续数期就能将继承法中常见的几种纠纷关系一一弄清。并且,一些基本的法律概念可以得到连续强化,普法效果更明显。系列化法制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形态中,突破了原先的局促和浅显,超越了受众的期待视野,因而更能博得受众的认可。
(四)实现可听性到必听性
  现在广播法制类节目由于制作水平、专业程度等方面的原因,很多广播法制类节目并没有从深处来吸引到听众的注意力而引起听众的足够重视并形成固定的收听习惯,也许当听众无意间收听到这个法制节目时只是觉得节目还可以,能够听一下,此时节目就应该抓住这一时机。第一,要“诱导”听众明白,当今社会是法治社会,工作、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会越来越多,我们随时随地都可能和法律不期而遇,因此有学法、懂法的必要性,而这个广播法制节目便可以帮助听众去实现学法、懂法的目的。然而要在短时间或一两期间节目内就要实现这一“诱导”,尤其是对普通的老百姓而言,笔者认为,节目当中的片花不应该只是对栏目的介绍或对一期节目前后的衔接,而在每期节目中都要插播一两次以实现这个“诱导”为动机和目的而精心设计制作的片花,而这种片花要得让听众或感觉或产生一种要学法、懂法的心理,尤其是对新听众和无意听众而言,无论听哪一期都不会漏掉对他们的“诱导”和“暗示”,从而实现“诱导”目的。第二,实现第一步的“诱导”之后要让听众感受到节目的实用性。有些广播法制类节目在采制时过多地注重听众的猎奇心理,选择的是一些没有太大实际意义和教育意义的案例进行分析、解读、评判,可能短时间很多听众会愿意去听这些“花边案例”来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小的地方性广播电台,说得夸张点这种法制节目可能只是打着“法制”的幌子。可随着听众意识和层次的提高,这种本能的、简单的猎奇心理已不能满足他们的收听需要,他们意识到需要收听更多对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有用的法律知识,这时,我们强调的广播法制节目的实用性的“魅力”就凸显出来了,要让听众每次听节目都能有一定的收获,哪怕是一点,只要他觉得确实有用,他就想再多知道点,这样他们对节目形成一种企盼心理,只要条件允许就有一种“必须”要听的心理,否则就会有心理缺失感,从而实现必听性。老听众我们可以牢牢抓住,新听众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稳定。实现这种“必听性”其实就像是卖东西,我们在店外挂出很多宣传,当走到这里并没想进去的人发现好象有自己需要的东西,就会进去看看。想办法把顾客诱导到我们店里来这只是开始,他们肯定只是先看看,也许没打算买什么,可也许有他需要却暂时没想到买的。而最终能否留住顾客,不断地有新顾客和保证回头客,那就要看我们店里的东西他们是否需要、是否货真价实、是否实用了。这样顾客才会买,才会有空就来这个店里,形成固定的购买习惯。[FS:PAGE]
(五)加强包装,注意采制原则,提高普法效果
  这是一个任何产业都需要宣传包装、延伸扩展的时代,包括媒体更包括具体的节目,但是,现在许多法制节目的这种意识还不强,远远落后于综艺娱乐节目,这就使法制节目的影响力受到了限制,所以,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加强对广播法制节目的宣传包装和外展延伸,比如加强与其它媒体的互动,利用其它媒体来宣传自身,还可以精选好的节目将其编辑出版成书以实现节目延伸等。
  在采访制作法制节目时一定要注意全面客观,不能只报道案件的某一方面,也不能偏向当事人一方的观点。尤其对于正在侦查、起诉和审理的案件,以及尚未作出的终审判决的案件,节目的采访制作播出不能超越司法程序抢先报道,更不得发表具有倾向性的评论,对司法机关的审判施加压力,影响法院裁决。无论是电视还是广播法制节目都应该与司法部门积极合作,加强管理,廉洁自律。
  广播法制节目要进一步提高引导水平和普法效果,必须认真研究新时期社会发展变化和听众心理的需要,努力把握新形势下法制宣传的特点和规律,通过具体生动、直观形象的典型案例和事例,对我国的立法、司法、执法、法律监督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建立诚信制度等社会法制实践进行宣传报道,有针对性地解答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不断增强广播法制宣传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抓住涉及广大群众生产、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问题进行深入浅出的法律解释,使广播法制节目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学习法律知识的重要渠道,宣传要客观公正、尊重事实、准确阐释法律,维护国家的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其实广播法制类节目有很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只要不断发现和改进自身存在的问题,完全可以在和其它媒体同类节目激烈的竞争中另辟蹊径,找准自己的定位,在现有条件下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样,在坚守原有“阵地”的基础上,通过改版和创新,根据其锁定的收听群体来制作节目,扬长避短,使节目不断完善,广播法制类节目必定能充分实现自身的存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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